原材料涨价
首先在原材料上，以打火机行业为例，其原材料镱、白金、钢等价格大涨，铜从两万元/吨涨到7万多元，锌也从原来的8000多元涨到了近4万元/吨。这样一来，要维持同样的生产规模，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就遽然加大；而人民币升值和次贷危机更让企业资金链雪上加霜，“早就签好的订单，做肯定亏，不做就丢掉客户”，艰难的抉择下，部分企业选择了继续出口，利润空间继续被压薄。
海外“老赖”日益增多，也让出口导向型企业居多的温州民企颇感头疼。商务部研究院根据实际调研、上市公司公告及海关等相关数据，综合得出一个估算值：中国企业被拖欠的海外欠款大概有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5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增加。
劳动法之痛
不利因素远远不止这些。在劳动合同法和节能减排等各项政策的要求下，企业的利润空间也在一步步缩小。
“我们服装行业原来的净利大概在5%左右，现在可能只有3%.”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张琼瑶告诉早报记者，新劳动合同法把部分不合规企业原来通过挤占“员工”贡献的利润吐了出来。
“我们现在每年都必须涨工资100-200元，不然员工就会跳槽。”温州富康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荣对这点有深切体会。
瑞安市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德奇提供的一份数据则更能说明问题。
调研结果显示，年平均劳资成本每位职工同比增加支出在4000元至7000元之间，最高的一家成长型企业达9642元。“也就是说，企业每年要多付4000-7000元左右给员工，如该企业员工为1000人，每年用工成本就需要多支出400万元。”黄德奇说。
银行基本停止放贷
银根紧缩的效应也正在显现。据知情人士透露，到5月底温州银行业第二季度贷款额度就已用光，现在各银行已基本停止放贷。
另一方面，温州的民间利率也在逐步走高。“据我了解，有的利率已经达到了1毛（月利10%）。”温州民营企业促进会秘书长蒋洁表示，银行贷款和民间利率之间存在“杠杠效应”，银行放贷紧，民间利率自然就上升。
“但现在还不是民间利息高的问题，是企业根本不可能用。”吕大为分析了他想找银行贷款的原因，“以前借款主要是订单来了，借钱购买原材料，应完急有可能半个月就把钱还了。”而现在是原材料整体涨价，是维护正常生产要钱，不是应急生产，“也就是意味着借款期限必然很长，这样一来谁负担得起啊！”
而即使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大企业也有着苦处。
“每年银行贷款那么多，也算大客户了，往年月利率只要6厘（0.6%），今年却要8厘（ 0.8%），也许还要涨。”柳市一家大型电器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诉苦。
上述负责人还进一步指出，“我们配套企业一般都有数百家，配套企业和我们是‘鱼和水’的关系，他们贷不到款，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他倒下，必须加快付款周期，让他们能保持生产。”
出路
企业自救 改行、外迁、引资
“要么在沉默中倒闭，要么自己闯出一条路。”温州富康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发说这话时，语气中透着一股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豪气，“现在是困难时期，但也是发展壮大的好时机，只有做大做强才能不怕风险。”
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首先是希望和银行协商能多增加一些贷款；希望供货商能在合作良好的情况下，恢复以前延期付款的模式；希望能够把自有品牌‘富康’做得更响。
困难依旧，但部分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家们已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我们新开发了一种笔记本，图案做工上都有了些改进，现在销量很好。”小企业主吕大为告诉记者，“单温州就有30万家企业，你不可能指望政府一家家来照顾。”
吕大为还调整了销售策略，出口不赚钱就不出口了，转为主攻内销。在采访他的次日，他还打来电话说，通过阿里巴巴使用网络联保，他已经贷到了70万元，有望稍微缓解资金压力。
浙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企业成本增加12%
在温州乃至浙江，这样的故事正在四处上演。
除了原料上涨、出口受阻等市场因素外，银根紧缩、节能减排、新劳动合同法出台等宏观政策，正在进一步把长期处于“粗放式生产”的民企发展模式推向危险的边缘。按照温州民营企业促进会秘书长蒋洁的估算，今年以来各项不利因素的累积，企业的总成本将增加8%～12%左右。
“不但原料涨了，现在供应商还要求先付款再拿货，代理商又必须赊货给他们，而在以前供应商也是可以赊欠的。”温州富康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荣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至少我们还没有停产”。
富康鞋业去年的产值已超过1亿元，尽管由于产品全部内销，没有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但原材料的上涨、工人工资的逐年上升也已让王光荣不堪重负，“我现在最希望就是能拿到银行贷款。”在王光荣身边，已有不少同行出于同样的原因倒下。
更可怕的是，这种“倒下”之势已露出蔓延苗头。
“温州20%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一再强调，“但不是倒闭！一般来说，企业只有走投无路才会倒闭，一些选择停工或半停工的企业正处于煎熬状态。”
支撑周德文判断的，是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一份调研报告——《关于温州中小企业目前存在的状况的初步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是，目前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20%左右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状况，这意味着有6万来家企业正面临生存危机。
“这种情况还可能加剧。”周德文忧心忡忡。
副省长的批示
跃跃欲试的嵊州，已试图掌控全球领带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长期以来，嵊州将意大利小城科墨作为比肩对象。后者有200多年的领带生产史，引领着全球领带业潮流。 “客观地说，嵊州还不足以匹敌科墨。”一位不愿具名的领带企业负责人对早报记者说，嵊州出口领带在国外零售店售价不超过50美元/条，而科墨生产的多在100美元以上，“核心问题是，科墨有全球知名的设计中心，嵊州领带基本是仿冒或照搬其设计，没有创新能力。”
嵊州领带无法摆脱采购商的利润“蚕食”，原因便在于此。RANDA公司高级经理钟鹏直言不讳：“现在说嵊州领带掌握全球定价权、话语权还为时过早，如果嵊州供应商只知道提价、不注重提升品质，不排除RANDA重新培育生产商的可能。”
另一大瓶颈是领带的原材料“白厂丝”要从浙江嘉兴、广西等地大量外购，价格无法掌控。2005年来，国内“白厂丝”价格波动像是“过山车”，在10多万元/吨至30多万元/吨间摇摆，领带成本难以控制。泰绅领带总经理张帆说，成本难以控制，销售又必须依靠采购商，难免受制于人。
“提价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但它提振了信心，也使我们意识到领带业的深层矛盾与危机。”周庆余说，几家大型领带企业正酝酿下几步“棋”：到广西、云南筹建桑蚕基地，减轻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合并、重组现有印染厂，发挥规模效益；收购国外品牌并建立国际设计研发中心等。
嵊州领带“集体提价”的另一层意义是，它为浙江“产业集群”在面临外部环境压力时如何走出困境提供了样本。5月9日，嵊州市上报的《发挥协会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嵊州领带协会企业集体提价应对出口困境的做法和启示》被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专报信息》采用，副省长钟山批示：做得很好，值得总结。
出处：东方早报